1982年，我随基建工程兵队伍来到深圳，并在此集体转业，参与和见证了深圳经济特区蓬勃发展的数十年。从建筑专业到劳动领域，我算是一个“跨界”干部。如今回顾过去的奋斗生涯，我觉得只有发扬敢闯敢干的“特区精神”，才能在崭新的工作领域打开局面。在任三年，在厘清市局和区局事权，推动劳动关系和谐发展，破解结构性就业难题方面，我们都做出了一些探索和尝试。
厘清事权为市民提供
便民属地化服务
2001年，我被任命为市劳动局局长。同年，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发布，要求按照现代化国际化城市的总体要求，全面提高城市规划、建设和管理的现代化水平，促进城市功能逐步由生产流通型向综合服务型转变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我和时任市劳动局副局长许少英牵头，组成了1个10人规模的调研组，开展了“深圳劳动工作如何适应建设国际化城市需要”的课题调研。报告形成后，对当时劳动部门的机制、业务、管理、服务等方面都创新提供了决策依据。
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成果，就是把市局的部分管理权下放到区、街道，为企业和劳动者提供便民属地化服务。相对于其他政府机构而言，我市劳动系统比较特殊——市劳动局和区劳动局并不是上下级关系，区劳动局属于各区政府管理，市劳动局只是对其进行业务指导。所以，面对日益复杂的人力资源管理趋势，市劳动局与区劳动局之间长期存在权力交叉的问题。当时，市劳动局集中了对全市企业的监督权、管理权、招调工权。特别是企业需要招调工的时候，首先要到市劳动局申请指标。随着企业，特别是中小企业数量的日益增多，必然引起政府行政效率的下降。而各区对属地企业的情况更加了解，也希望市局把企业的招调工权利下放给自己。
这次权力下放对全局震动很大，阻力不小，很多人不理解，所以我们花了大力气凝聚大家的共识。最终，在这次课题调研以后，局里就专门研究制定了事权划分，明确市局只负责大型企业、国有企业的招调工，其他企业的招调工指标审批都下放到各区劳动局。同时，我们还重新划分了市局和区局的规章管理、监督检查、政务服务等制度界限，为深圳构建一个更加有序高效、公开透明的市场环境贡献思路。
拉开全国劳动仲裁
实体化建设序幕
劳动关系是基本的社会关系，与企业的发展，劳动者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，说到底是民生问题。2000年前后，经常有上访群众到市委门口拉横幅，每次领导接访群众，劳动局都要专门派一位副局长去陪同。还有不少群众到市劳动局的信访办反映问题，工作人员忙得连午饭都来不及吃，这种情况平均每周都要发生两三回。据当时的统计数据，我市劳动领域的信访人数连续多年居高不下，因为劳资纠纷、老板欠薪等问题信访的人数占到深圳信访总人数的70%左右，可见当时劳动关系确实复杂。
（劳动信访窗口）
怎样才能处理好这个问题呢？肯定不能只是“头疼医头，脚疼医脚”。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：一是要制定劳动关系方面的法规，二是要广泛宣传法规，三是要从体制上解决问题。早在1996年，深圳就利用特区立法权，于全国率先通过了地方欠薪条例——《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欠薪保障条例》，并于1997年起正式实施。这个条例对老板欠薪做出了很详细的规定，比如拍卖资产的钱首先要支付欠薪，恶意欠薪的老板要受到拘留等。此外，我们还通过电视、报纸，以及各区和街道的劳动站进行基层宣讲和普法。这种宣传是双向的，不仅要告诉企业如何守法，也要告诉员工怎样维权，提高劳资双方的法律意识。
2001年底，深圳市劳动仲裁院正式成立，率先在全国完成了劳动仲裁实体化改革。同时，市劳动局的劳动信访办也由正科级升格为正处级，与仲裁院合署办公。这样一来，劳动者来劳动局信访，觉得有必要的话就能直接申请仲裁，仲裁员收到申请后启动调查，通过仲裁报告做出仲裁结论，为劳动者提供“一条龙”闭环服务。新机构的增设提高了我市有效处理劳动争议的能力，为和谐劳动关系奠定了基础。
（2001年底，深圳市劳动仲裁院正式成立）
率先探索就业扶贫
在我来之前，市劳动局就一直是全市的先进单位，多次被评为群众满意的政府部门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就业服务做得好。当时，深圳已经出现结构性的就业问题——有些工没人做，有些人没工做。这种情况主要集中在中小民企。我认为，要解决好企业用工招工问题，把工人用得好、留得住，首先要完善劳动力输出地和输入地的合作机制，从劳动力有富余的地方，分类、分批地引进我市急需人才，最大限度地实现就业和再就业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。
（2002年春节前夕，陪同市领导慰问失业特困员工家庭）
2002年，1.2万平方米的就业服务中心大楼投入使用。这里能为来深圳找工作的劳动者提供求职登记、岗位联系、上岗培训、工作介绍的全链条服务，帮助劳动者解决“找工难”的问题。同时，市劳动局还组织用工需求量较大的企业，通过异地招聘的方式解决“招工难”问题。在我任期，我们前后前往四川、湖南、江西、广西等地，联系当地政府，把待业的劳动者召集起来，“点对点”地进行高效的“人企匹配”。我的老家在四川凉山州。有一次州委书记到深圳来考察，他对我说：“我们家乡好多孩子大了以后都找不到工作，现在农村的土地也不需要那么多人种，你在深圳当市劳动局局长，应该为我们家乡做点实事。”后来我们就带队去凉山州招聘，那次一共招到了两千多人。虽然那时叫“支持就业”，但实际上也是率先探索了“就业扶贫”。
